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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高考放榜日

来源:恒恒美食网  06-18/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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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战 这一站

这一战 这一站

 

这一战 这一站

 

这一战 这一站

 

这一战 这一站

  杨凤翔,泉港区人民政府副区长,现挂职任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

  1992年高考放榜那天气温很高,身上感受到的是潮湿和闷热,空气中涌动的却是焦虑和不安。到达惠安县教师进修学校,当我把写着姓名和准考证号的纸条递入时,周围的一切似乎很遥远,心跳的声音宛若鼓点般清晰。

  老师也同样给我一张条子,上面记录着我高考的总分以及各科的分数。稳定心绪之后,一组数字映入眼帘,可我却觉得有点冷—这个分数是自进入高二年之后十数次考试中倒数第二的低分。当时的感觉,犹如盛夏忽降冰雹。错愕间,负责查分的老师却拍了拍我的肩膀:考得不错,祝贺你!

  随着后来各类分数线的陆续公布,形势逐渐明朗:与平时的成绩相比,我确实有所退步;不过总分仍高出重点线一大截,最后还是顺利考入清华大学。那几天的心情,起起伏伏,仿佛经历了冰火两重天。

  一组被称之为高考分数的数字,在等待的时间内竟是如此地左右着我的情绪。等待时,忐忑不安,毫无道理地悲观,不敢面对双亲和老师期待的眼神;而当录取通知书终究到手时,却又是无端地豪迈,眼光像是放到了很远很远—从未变成现实的未来。

  很多人,为了高考分数,挤出一切时间发奋攻读,放弃了在艺术和其他兴趣爱好上发展的机会;很多人,为了高考分数,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自己并不擅长也不喜欢的所谓瓶颈科目上,错过了发掘自己潜能和优势的最佳时机。吊诡的是,当年孜孜以求的分数,并没有严格地同之后的成就成正比。曾经的学霸,终究泯然众人者不在少数。如今的精英,当年却往往不是分数的迷信者。

  如今的我,已经不惑。

  原来,高考不是一战,成王败寇仅仅是自己心理上的过不去,一场考试论英雄的想法幼稚得可笑。原来,高考只是一站,迈出这坚实的一步,光明的前程在向真正的强者招手。

  啥是本事

  蔡芳本,泉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

  我是1976级的大学生,那时叫工农兵大学生。

  “文革”时,上大学都是靠推荐的,就是说上山下乡(含回乡)三年后,经贫下中农推荐(一家家盖印)就能上大学,没有全国统一考试。我们这一届推荐后,还是考了试,在公社考,上午考政治、语文,下午考数学,我自己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。

  邮递员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时,我正在村里闲逛,有人跑来告诉我,我像范进中举一样,怔了一下,但没发狂,随之就格外平静,像没事一样回到家。我母亲我祖母在家,好像也没特别高兴的样子,只是问了一句,到哪里念啊?我说到福州。她们又问:到福州很远吧?我说应该是吧。问完,大家该干吗干吗去了。我似乎清醒了一点,终于熬到头了,可以跳出农村这个苦海了。用现在的话说:我容易吗?

  可是,按时人的理解,“推荐的”都是没有本事的,都是走后门的。是不是真的这样,我不清楚。我只记得,我们大学宿舍8个同学都是来自很穷的农村山区,都是高中毕业;我只知道,我是“文革”复课后我们村唯一的一个高中生。在高中时我的文章就经常上墙报经常受老师表扬;回乡后我在大队当团支部宣传委员却实际担当了团书记的职责,其间,我联系了泉州市文化馆,在我们公社组织了回乡知青文艺学习社,大到办墙报、替公社办邮印文艺小报、办扫盲夜校,还连续两年在小学代课,小到写各种发言稿、贴墙报、刷标语,我啥事都做。而且为了多挣工分,我还要参加田里各种劳动。因为有点墨水,社员还选我当队里的记工员。我当时在公社在大队似乎就会做点事,贫下中农不推荐我上大学好像也不太可能。

  现在我常常想,怎么上大学的重要吗?我们工农兵学员,还不是有些人也成了社会中坚,跟其他届没什么两样。我也常常想,能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我唯一的念想,管什么推荐还是考试,能上就好。

  “一考”的历练

  张婉琪,四川大学新闻系研究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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